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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夜没睡。

坐在酒店房间的床边，把两张支票平铺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一张是郑金元赔的两亿，一张是菲利普女皇给的十亿。加在一起，十二亿。加上之前赌石赚的一个多亿，我现在手里有将近十三亿。

十三亿。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505局的特工生涯里没有，蓝国的侯爵身份里没有，王建国的暴发户梦里也没有。

这些钱够我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种生活里，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辈子。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演戏，不需要钓鱼执法。

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去银行，把钱取出来。

我把支票收好，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明天，一定要把钱取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打开手机，看到了一条新闻。

宝石交易所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消息：“原定于今日下午举行的春季拍卖会，因故取消。

压轴拍品无烧鸽血红因卖家原因无法出席。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评论已经炸了。有人说卖家坐地起价，有人说宝石是假的被人举报了，有人说卖家出了意外。没有人知道真相。

我把手机放下，没有评论，没有转发，甚至没有点开看第二遍。拍卖会取消就取消吧，反正石头已经卖了。

我从背包里拿出那套备用的伪装材料，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站了一个小时。

暴发户没了。

镜子里的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成三七分，鬓角修得整整齐齐。

我的脸变了，不是王建国那张油腻的、带着傻笑的暴发户的脸，是一张清瘦的、斯文的、带着书卷气的脸。下颌的胶垫取掉了，下巴尖了一些。鼻梁的硅胶拿掉了，鼻梁挺了一些。肤色从“富贵黑”变成了“室内白”，不是病态的白，是长期待在书房里不见阳光的那种白。我在嘴角点了两颗很小的痣，不是装饰，是“标记”，让人记住的不是我的脸，是他的痣。

我在镜子前练习了十几次微笑，不是王建国的咧嘴笑，是学者的抿嘴笑，含蓄的、带着一点距离感的、让人觉得“这个人不好接近”的笑。

我对着镜子，用新的声音说了一句：“你好，我叫陈远，红国科技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是古代贸易路线。”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鼻音，像常年对着书本说话的人。我试了三次，找到最合适的语调，然后走出了洗手间。

陈远。历史系教授。四十三岁，未婚，独居，没有社交账号。身份证、工作证、名片，我昨晚已经准备好了。不是假的，是真的，505局早年给我准备的备用身份之一，一直没有启用过。

出门前，我把两张支票装进内袋，扣上扣子，拍了拍。然后我把背包里的其他东西，假发、胶带、硅胶垫、粉底液，全部装进一个塑料袋，塞进了酒店房间的天花板夹层里。我不会回来了。王建国死了。活下来的是陈远。

银行在市中心，离酒店不远。我走路过去，十五分钟。路上经过宝石交易所，门口围着一群人，有记者，有买家，有看热闹的。有人在喊“王建国出来”，有人在喊“退票”，有人在喊“骗子”。我没有看，低着头，从人群边缘走过去。心里有点庆幸，还好我已经不是王建国了。

银行的门很大，玻璃的，擦得很亮。我推门进去，愣住了。

大厅里全是人。不是三五个，不是十几个，是几十个。排队取钱的、存钱的、办贷款的、开账户的。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看手机，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提着菜篮子。空气里弥漫着汗味、香水味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我站在门口，扫了一眼大厅。四个窗口开着，每个窗口前排着长队，最前面的那个人离柜台还有三米远。

我往左边看，VIP室的门关着，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牌子“使用中”。我往右边看，自助取款机前面也排着队，不长，但每个人都在机器前捣鼓很久。

我走到大堂经理面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女人，笑容职业但不真诚。

“你好，我想办理大额业务。”我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鼻音。

“先生，VIP室现在有人使用，您可以先在大厅等待，或者预约明天上午。”

“我等。”我打断了她。我不想等明天，但VIP室有人，我也没办法。

我找了一个角落，站在靠墙的位置，把背包放在脚边，双手插在口袋里。

我的姿态很放松，但我的眼睛在工作。左边那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沓现金，正在数十万左右，不是取钱，是存钱，但他数钱的手法不像经常存钱的人，手指太慢，太生疏。可能是第一次存这么多钱。

右边那个戴金链子的年轻人，靠在墙上玩手机，但他的目光不在手机上，在人群中来回扫。不是来办业务的，是来看人的。

门口那个穿保安制服的老头，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帽子歪了也没扶。不是专业的保安，是物业公司随便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