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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闻抬头：“题目说的。”

“如果最短那条路最堵呢？”

“题目没说堵。”

“那现实里会有。”

季闻笑：“所以你不适合参加信息学竞赛。”

“你也不适合做城市交通。”

两个人谁也没生气。陈野坐在旁边觉得这种争论比看游戏直播还有意思，尤其双方都没有要认输的意思。周宁则注意到原既白一直没插话，他只是听，偶尔把两边的说法往自己正在想的东西里装。

后来他真的把地图拿过来，在“最短距离”旁边又写了时间、费用、不确定性三个变量。季闻立刻说，如果目标函数变了，算法当然可以变；江遥却又问，谁来决定这些变量各占多大权重。原既白拿着笔停住了。

这个问题从技术一下跨到了别处。

如果一条路线系统只追求最快，就可能把大量车辆引进居民区；如果追求总效率，又可能让少数人承担更多绕行；如果把安全、噪声、碳排放都算进去，不同权重会产生不同“最优”。所谓最优，从来不是机器自己从空气里发现的，它首先取决于人把什么叫作好。

季闻靠在椅背上，说：“所以工程最烦的不是算，是甲方。”

陈野立刻说终于听到了自己熟悉的世界。

几个人笑了很久。

江遥却没有笑太久。她想起省城那个城市热环境项目。最后报告做得不错，老师也肯定了，可真正分析不同区域温度时，他们其实偷偷做过很多决定：什么算“老城区”，哪些样本剔除，老人坐在树荫下算不算一种适应，商场冷气带来的舒适和能耗应该怎么放在同一张图里。数据不会主动告诉他们“公平”是什么，模型也不会。

她忽然觉得，技术里藏着很多价值判断，只是它们经常穿着数字的衣服。

这句话她没有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太像总结。她只是问季闻：“你们老师会不会让你们讨论这些？”

季闻说竞赛基本不讨论。

“那以后呢？”

“以后不知道。”

原既白在旁边说：“以后应该要讨论。”

江遥看了他一眼。

这一次两个人没争。

下午他们决定真的做点东西。不是为了比赛，也没有老师布置，只是宋弈那个手写数字程序让几个人都觉得有趣。原既白提出用手机拍纸上的数字，让程序识别；季闻负责把原来的数据处理代码改得更快；江遥则坚持他们不要只用标准字库，要让每个人自己写几十个数字，看机器会在哪些地方犯错。陈野本来想逃，被要求至少贡献手写数据，因为他的字最丑，具有“研究价值”。

陈野认为这是侮辱。

周宁却说：“科研需要多样性。”

他只好写。

真正开始以后，最有意思的果然不是准确率，而是错误。原既白写的数字比较规整，程序大多数能认；季闻的“1”经常带一小横，也问题不大；周宁写字清楚，却习惯把“7”中间加一横，错误明显变多。陈野最惨，他的“5”和“6”有时连人都要看一会儿，程序几乎随机猜。江遥则故意开始破坏规则：把“3”写得很扁，把“9”的圈拉得特别大，甚至把“1”写成一根略微弯曲的线，看模型究竟什么时候改变判断。

她玩了十几分钟以后问：“它看到的是数字，还是黑白像素？”

季闻说当然是像素。

“那‘数字’在哪里？”

这个问题让原既白抬起头。

如果输入只是许多像素值，模型内部也只是参数和计算，可最后屏幕上却出现一个“8”。那个“8”并不是任何一个像素本身，也没有藏在某一行代码里，而是整个处理过程最终给出的类别。原既白想到高中数学里那些高层结构，又想到江遥从局部信息往上推的方式，忽然觉得“概念”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低层只有细节，高层却出现了低层任何一个单独部分都没有的意义。

江遥见他不说话，知道他又钻进去了，拿笔在纸上画了一只猫。

“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