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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三天，村口竖起了第一道临时路障。其实称不上什么真正的“关卡”，只是两张旧课桌、一把遮阳伞和几根从仓库里翻出来的红白塑料杆，旁边挂着一张打印纸：外来车辆登记，返乡人员报告。村主任坐在桌后面，棉大衣外套着一件黄色反光背心，脚边放着热水瓶。原既白早晨跟父亲出去倒垃圾，看见几个熟悉的叔伯围在那里讨论该不该封小路，有人认为主路守住就够了，也有人说后山那条机耕路谁都能绕进来。前几天还在争论疫情是不是“外地的事”的人，现在已经开始认真研究一辆陌生车该从哪里进村。变化来得太快，以至于没有谁承认自己几天前说过什么。

六桌也关了。陈叔原本还想保留外带，第二天自己又把卷帘门彻底拉下来，只在门上贴了手机号，说有老人确实不方便做饭可以提前打电话。陈野在群里发来一张空荡荡的店面，说父亲现在最大的工作是每天进去看一眼冰箱有没有坏。没人接他的玩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和上次老店歇业不同：不是六桌经营失败，而是所有人都突然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可对一家小店来说，原因不同并不意味着房租、工资、水电也会一起暂停。周宁后来私下问陈野家里撑不撑得住，陈野回得很快，说没问题，过一会儿却又补了一句：“反正我爸说没问题。”

原既白家的生意也明显停下来。父亲做的那些配件本来就依赖周边几家工厂和工程商，现在物流时通时断，客户即使打电话来，也多半是在问原来的货能不能延后。父亲每天早上仍然准时开店门，却经常一坐就是半天。过去他在店里总有东西可修、可搬、可打电话追，现在反而像被突然抽走了速度。母亲起初还劝他难得休息几天，第四天以后也不再说。家里四个人长时间待在一起，原既白第一次发现“没事做”对成年人有时比“忙不过来”更难受。奶奶倒适应得最好，她本来就很少出村，只是每天问一遍什么时候能去赶集，得到“不知道”的答案以后便继续晒菜、择豆、给窗边那盆已经半死不活的蒜苗浇水。

学校很快通知延期开学，课程改成线上。县一中的老师显然也没有准备好，第一周几乎每天都在换办法：有人用直播，有人在班级群里发录音，还有老师干脆把一页页手写讲义拍照上传。秦老师第一次直播课开始十分钟，麦克风一直没有声音，班里四十多人在聊天框里疯狂刷“听不见”，他终于调好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知道你们平时为什么这么快乐了，我讲不出来你们确实挺高兴。”屏幕那头一片笑脸。到了第二周，大家已经熟练很多，却也开始出现新的问题：有人打开摄像头以后整节课只露出额头，有人声称网络不好却被同学发现正在游戏里上线，宋弈甚至写了一个小脚本提醒自己哪个群几点签到，结果脚本第一次运行就漏掉英语老师临时提前的课堂，被罚交双倍作业。

原既白最初并不讨厌这种生活。没有早晚往返，没有集合跑操，很多他觉得重复的课程可以自己控制节奏，反而多出了完整的时间读书。他把之前没读完的图论继续往下看，也开始重新碰机器学习。那几年，图像识别、神经网络和强化学习早已不是什么神秘词汇，学校里稍微关注技术的人都知道围棋程序这些年发生过什么；真正让原既白着迷的并不是“机器终于下赢了人”，而是另一种可能：过去他总习惯先找到一个更高层结构，再用它理解下面，而某些学习系统似乎并不需要人提前把“高处”完整告诉它。给它规则、反馈和足够多的尝试，它可能自己长出一种人类原先没有明确写进去的表示方式。原既白看懂的还很浅，却已经足够让他觉得不安又兴奋——如果高处不一定只能被发现，也可以被生成，那么他过去最熟悉的那条路并不是世界唯一的路。

他没有把这件事立即讲给江遥。江遥这段时间比他更烦。物理竞赛理论训练可以搬到线上，实验却几乎停了。杜老师每天把题发进群，要求大家限时完成，再集体讲评；江遥的理论排名反而继续上升，一次甚至拿到A组第一，可她自己并没有特别高兴。她很清楚，自己真正落后的实验能力正在一段没有人知道多长的时间里失去训练条件。最开始她试图在家里找替代品：用手机测摆动，用杯子和水做简单光学，用厨房秤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父亲书房搞得像临时实验台。第三天她为了固定一根细线，把胶带直接粘在柜门上，撕下来时连表面一小块木纹贴膜一起带走。父亲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只问她准备怎么解释。江遥说这是材料疲劳，父亲让她少侮辱材料科学，自己赔。

两个人真正见不到以后，联系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视频太频繁会没话说，消息太少又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忙着和别人说话。最初几天他们几乎天天聊，后来各自课程一多，有时半天没有一句。一次原既白晚上十一点才想起来白天江遥发过一道题，回过去时她只说“做完了”。原既白问结果，她说“结果就是做完了”，语气明显不对。他本来想解释自己下午一直在看机器学习的资料，打出一长段，看到最后又觉得像在提交工作说明，于是删掉，只问：“生气了？”江遥过了几分钟回：“有一点。”原既白问：“因为我没回？”她说：“也不全是。”再问，她却不想讲。那天两个人就这样结束了对话，没有像过去一样一定把问题解释透。

第二天上午，江遥也没主动找他。

到了下午，原既白才从程岚发在群里的照片里知道，江遥母亲那位住在云津的大学同学一家出现了发热症状。程岚并不知道详细情况，只说江遥今天状态很差。原既白立刻给她打电话，第一次没接，第二次还是没接。半个小时以后，江遥回过来，声音听起来很正常，只说那位阿姨的丈夫已经被送去检查，她本人和孩子都在家等待安排，目前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感染。原既白问她母亲怎么样，江遥说一直在和老同学联系，表面看没事，刚才却一个人在厨房哭了一会儿。

原既白这才明白昨天她为什么突然不想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江遥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告诉你有什么用？”

这句话出来以后，两个人都停了。

江遥很快又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原既白已经听见了。

他并不生气，只是第一次很直接地碰到一种过去不熟悉的无力。以前江遥遇到数学、物理、比赛、学校甚至情绪上的问题，他多少总能参与一点：陪她想，陪她骂，帮她找结构，或者至少陪她吃东西。现在几百公里外有一个家庭正在等检测结果，医院床位紧张，江遥母亲在厨房哭，而他能做的只是拿着手机问“怎么样了”。他的聪明、读过的那些书、最近刚理解的一点网络结构，在这一刻全部没有可用接口。

江遥大概也感觉到刚才那句话太重，过了一会儿才慢慢说：“我昨天其实特别烦。她们认识二十多年了，我妈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给医院打电话、找同学、问有没有熟人，可她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她又不停刷消息。我看她那样，自己也烦。你没回我，我就更烦。其实跟你没关系。”

原既白坐在窗边，手指在桌面轻轻敲了一下。

“那也可以跟我有关系一点。”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他自己说完也觉得这句话有点怪，却没改。

江遥过了几秒才问：“什么意思？”

“你烦的时候可以骂我。”

“你不是最讨厌没原因被骂？”

“这次可以有一点。”

江遥笑了一声，很轻。随后两个人都没有再讨论那个家庭，也没试图分析疫情会怎么发展。江遥把手机放在窗边，两边都开着视频，各做各的事。原既白继续看书，她低头写题。隔一会儿有人翻页，或者传来屋外锅盖碰响的声音。四十多分钟里，他们真正说的话不到十句。

视频最后是江遥母亲敲门叫她吃饭。她拿起手机时，忽然说：“刚才这样挺好。”

原既白问：“哪样？”

“没什么。”

她关了视频。

两天以后，那位同学一家三口的检测结果陆续出来。丈夫确诊，妻子也阳性，孩子暂时没有。消息并没有让江遥轻松，因为下一步仍然不确定，只是“等结果”变成了“等床位、等症状、等下一次消息”。母亲几乎每天和对方联系，却开始刻意不再问“什么时候能好”，只问今天有没有吃东西、孩子谁照顾。江遥后来对原既白说，她第一次发现，人在真正不知道结局的时候，最难说出口的反而是“会好的”。因为说的人只需要一句，被说的人却要拿它撑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