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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到菜店她走了多少年。先把楼栋标记做明显一点，手机带着。真连续再走错，再加。”

母亲问：“要是出事呢？”

“完全不让她出去，她以后更不愿意住这里。”

这句话让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原既白并不是确定自己的办法更对。

他只是突然觉得，这和所有系统一样：安全不是把所有自由都关掉。奶奶记忆确实在变，可她仍然是一个会因为被当小孩而生气的人。保护她和替她决定一切，不完全是一回事。

最后父亲同意先这么做。

第二天，原既白用打印机做了一张很大的门牌，除了楼栋和门牌号，还放了一张六桌门口的照片。奶奶看到以后嫌丑，说谁家门上贴这么大的东西。

原既白问要不要撕。

她又不让。

“贴都贴了。”

于是留下。

这件事没有成为家庭灾难。

第三天她仍然自己下楼晒太阳，只是手机被母亲强行装进外套口袋。回来时没有走错。

高考倒计时也没有因为这一切停。

原既白晚上一样做卷子。

只是从那以后，他开始更常在放学后先看一眼家里群。不是焦虑地监控，而是确认奶奶今天在哪里、有没有出去、晚饭吃了多少。

人的注意力不可能只属于一件最重要的事。

高考已经够重要。

奶奶也没有因此变得不重要。

这同样是他最后七十多天必须学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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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周末，江遥难得和他视频了二十分钟。

她正在国家队阶段性训练间隙，背景不是教室，而是一间很普通的宿舍。桌上有没吃完的水果，床栏挂着一件外套。原既白没有问训练成绩，只把奶奶走错楼的事讲了。

江遥听完很久没说话。

随后问：“她害怕吗？”

“不害怕。主要生气。”

“那还好一点。”

“嗯。”

两个人都知道，“还好”不是没事。

只是现在仍然可以这样说。

江遥又问他的考试。原既白把第二、第四都讲了，江遥没有特别为排名激动，反而问他最近是不是睡得比以前早，因为视频里脸色没那么差。

“十一点左右。”

“居然听话了。”

“我一直很听话。”

江遥笑得明显不信。

两个人聊到最后，原既白突然问她：“进国家队以后，会不会觉得训练营前面那些名次都很小？”

江遥想了一会儿。

“不会。”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