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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万分憎恨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地，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的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的河道监督太监。

自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以后，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地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地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地，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的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注意，我绝对没有写错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地方的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地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的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地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的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